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与应对

发布时间:2013-3-19 11:00:16
来源:中国民族报

  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项事业持续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伟大复兴如此之近。在过去的30多年里,民族地区与全国共同发展,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人民吹响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号角,这对民族地区有着更加重大而实际的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将与全国发展水平基本持平;意味着民族地区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将与汉族的发展水平基本持平;意味着所有少数民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处在比较落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将获得空前发展;意味着为加快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家将在民族地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在政策与工作方式上进行更多的创新。十八大报告指出:“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支持这些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经过30多年发展,国家能拿出更多的物力财力,能腾出更多的注意力来关心、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这正是民族地区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进步的前景已展现在眼前。民族地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期,积极主动利用好这个机遇期。

  未来5至10年,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整体推进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将同步发展,我国社会总体上将实现新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完成这些艰巨任务,就全国来说,工作难点主要在民族地区,不少工作重点也在民族地区;就民族地区现有发展条件与发展基础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

  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诸多挑战

  就全国而言,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发展整体滞后。这是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挑战。经济总量不足,全国现有贫困人口的80%以上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依然过大,本地劳动力就业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领域;工业化处在初中期阶段;整个经济以及社会事业领域处在信息化早期;城镇化率低、步伐慢、质量不高;经济的科技化水平低,自然经济还占相当的比例;社会事业起点低,自我发展与保障能力弱,基础设施不足等。要在5至10年的时间里,同时完成增总量、调结构、强科技的任务,同时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困难将是巨大的。

  发展观念有待进一步解放。这是制约民族地区加快科学发展的软肋。小富即安,容易满足,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不足的问题,在民族地区干部与群众中都还存在。特别是一些干部缺乏奋力进取的勇气,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将在无形中处处消蚀发展的动力,错过最佳发展时机。

  经济发展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纠结。未来5至10年,民族地区要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既需要形成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又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时常出来推一把。尤其在遇到仅靠市场力量难以推动的阻力时,政府的作用尤其是中央、省级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因此,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将经常遇到主要靠市场还是更多靠政府的纠结,决策方向处于两难中。主要靠市场,发展可能慢些但可持续性好些,并需要较长时间;更多靠政府,发展可能快些但容易形成依赖,难以长期维持,并有可能反复。这对民族地区决策者们的政策水平与决策智慧是个大考验。

  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有两个艰难的选择,一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边发展边治理,抑或是慢发展少治理的选择难;二是由于环境脆弱,相对于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标准和要求,即便不发展全力保生态,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任务也很重。这些年来的实践已经处处表明这个挑战也将无法回避。

  人才培养与居民素质整体提升任重道远。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孔雀东南飞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民族地区人才流出依然超过外部人才的流入。高素质居民依然呈持续流出态势,当地常住居民平均文化素质处于停滞不前甚至是某些下降趋势,这对民族地区全面推进“新四化”建设是个长期瓶颈。人才与高素质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将严重制约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新技术的推广运用难度增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实际效果难以很好保证。

  社情复杂,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创新压力大。总的看,民族地区的社情复杂性更加突出,多民族大散居小聚居的人口结构,不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发展程度的差距,多宗教多教派的存在及其对当地居民的影响,都会体现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产生或大或小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处理这些关系,都会分散当地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注意力,都会占用本地区部分经济社会资源。复杂的社情,增加了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成本,更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给社会管理创新带来很大挑战。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如何平衡,如何做好以发展促稳定、保稳定促发展的两手工作;如何处理好涉及少数民族居民的各种事件,既维护好法治,维护好社会公正,维护好社会安定,又维护好区域内的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间的隔阂,不打乱民族地区的发展秩序,都在挑战当地领导干部的智慧与耐心。

  形成切合实际的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形态困难重重。民族地区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形态,都是各族人民千百年来与当地自然环境进行斗争与适应的结果,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相互改造的结果。在农牧业为主的时代,每个不同区域的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禀赋之间基本形成平衡。但近几十年来,以区域外力量输入为主的现代矿业、加工工业、规模农业的发展,迅速打破了这种平衡。来自外部强大迅猛的力量,使得当地自然环境来不及反应和适应,就被破坏了。如何在现有的人与自然混乱关系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平衡,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任务。长远看,如果人类活动与自然禀赋之间不能达成新的平衡,不能在实现“新四化”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与民族地区自然环境多样性相一致的、形态多样的新型经济生活形态,那么,将大大增加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变数。

  边境边疆地区发展特别艰巨。我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其中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123个边境县基本上是民族地区,陆地边境地区居住着34个跨界民族,总人口接近7000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都是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发展的基础差,自然条件极其复杂、恶劣;人口总量不多,居住极其分散;民族宗教情况复杂,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的人员往来频繁,是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第一线。

  区域发展与全国发展统筹协调难度不小。一是政策协调困难。我国是统一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外事等各方面的政策制定权力都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实际享有的政策制定权十分有限,即便是民族地方,实际的政策制定权力也很有限。全国地区间巨大的发展差距、自然差异、文化历史差异,使得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往往难以切实处处照顾民族地区的具体要求。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下一步的发展诉求千差万别,许多政策只能规定原则,在民族地区落地相对就比较困难。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更加具体的政策协调难题。而未来5至10年要求民族地区的发展更加精准、更加能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就显得特别关键。二是实际利益协调难。加快发展,各地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源、分享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竞争会更加激烈,在资源分配与补偿、资源开发与环保、市场开发与保护等诸多具体利益协调上,各地区势必斤斤计较,全国经济一盘棋能否真正融合起来,困难不小。

  民族个性的张扬与现代化的趋同性取向的关系需协调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大发展的时期,是民族特征、民族个性张扬的时期,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发展,不同民族间才能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逐步消除民族差异,实现人类大同。可以肯定,未来5至10年,随着民族地区发展步伐的加快,各民族的特性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种民族个性的张扬,静止地看会增大民族间的差异,相背于多民族国家内在的增进民族融合的需求。但还要看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实质上是各民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趋同性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展现出的最显著最强大的特质之一。不同民族在张扬个性中不自觉地走向一致。对于这种个性张扬与趋同性的矛盾,不能排除民族成员中的一些知识精英们会去利用它。对少数人借此煽动民族主义,或阻碍本地发展的一些举措,也要保持应有的警觉。在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并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起为全体国民认同并遵循的国家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体系,同时在国家文化之下又要允许丰富多彩的以某个民族文化或某个区域特色文化为载体的诸多亚文化体存在并发展。这两个层次的文化体系同时存在并同时对国民产生实际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才能既统一巩固又充满多样性活力,使人们拥有双重归属感。

  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对措施

  虽然民族地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很大,但困难也可以激发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斗志。加快发展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地区应进行一次思想再解放。结合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从干部到群众应开展一次发展再讨论,如何抓住未来5至10年千载难逢的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让人们在讨论中实现思想的再解放。只有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民族地区的大发展才能顺利实现。

  赋予民族地区更大的政策制定权。民族地区整体的后发性,社会、经济、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更合适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要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为此,将更多更大的政策制定权交给民族地区的自治区(省)、市(盟)、县(旗)级党委政府,充分落实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各级地方有了政策制定权,才能更好地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地出台适宜的政策,也才能切实加强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的责任心。

  国家切实加大投入。国家的投入应是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项目等。要重点做好人才培养与居民素质提高的工作,关键是提高国民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水平。要重点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山区道路建设,迅速完成村村通公路工程,并完善公路网。要重点做好实用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要重点做好市场网络建设包括网络市场建设,尽快搭建起民族地区普通群众走向市场的平台。这些基础性建设完全靠民族地区自己的努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未来5至10年,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入在原有基础上应大幅增加。

  最充分地让当地各族群众最广泛地参与到本区域的发展中来。各项建设项目,要最大限度地使用当地的材料、人工,这不仅仅是增加当地人收入和增加当地就业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各民族群众在亲手建设家乡的过程中,更加坚定对国家的认同,相互增进了解,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过程应成为增进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过程。

  积极促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确保“新四化”同步发展。民族地区工业化应是立足资源优势,集中区域建设大型工业企业群,防止分散布局。信息化建设重在提高普通群众的现代信息认知水平与利用能力,用信息化全面武装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事业,是长远的任务。城镇化建设应是建设好现有少数大城市,完善现有中型城市,加快并重点建设好小城市与建制镇,这是由民族地区人口总规模小、居住分散、经济形态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决定的。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发展好特色农牧业及山区经济,突出特色,提高农业效益,力争在不大规模增加对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需求的前提下,使农牧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稳定的提高。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强对农牧林业新技术的培训推广使用。政府应协助农牧山区完善经济发展与为日常生活服务的设施体系建设,使农牧山区居民生产生活简便化、现代化,逐步科学化。

  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两手都要抓好。未来5至10年,国际反华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利用“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支持达赖集团、“东突”等分裂组织进行分裂活动。因此,应更多做好反分裂的基础性工作,大力提高当地各级公务人员的双语水平,做好偏远地区的社会服务与管理工作,及时解决好那里群众的诉求,在群众中培养民族团结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年轻骨干。同时完善偏远地区的道路、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增加偏远地区车辆等设备配备,加强边疆边境地区军、警、民联动,加快边境线地区发展。集中资金建设好既能很好地为我边民服务也能很好地吸引边境外外国居民注意力的学校、医院设施系统,为我边民免费服务,为入境外国边民优惠服务,把边境线地区建成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走廊,使边境线地区成为反分裂的看不见的城墙。

  (作者系民族政策资深研究员马文余)